一、放生鹦鹉的功德与福报
1、《文物天地》1994年第4期刊出《中国全臂维纳斯——定州发现一批东魏石造像》一文，最近我有幸目睹了这批佛像，对其“皆为东魏”这一断代结论不敢苟同。
2、这6件石造像中，第一件“东魏武定元年汉白玉观世音造像”，因在其底座背面竖行阴刻发愿文：“大魏武定元年八月廿三日佛弟子吴易兴为亡夫杜英造观世音像一区……”等字样，当为东魏无疑。第二件“东魏青石弥勒佛造像”，作者夏先生“通观其造型布局，雕工技法，纹饰风采，神态变异，颇具东魏中早期风格”，我也不存异议，此像具有北魏晚期遗风：高肉髻、面长、嘴角深陷，面露微笑，表情慈善，细颈、窄肩、身长，衣褶较厚，但衣纹处理较北魏晚期造像简化，面部刻画更真实，表情更自然，与河北曲阳修德寺出土东魏造像的北魏晚期承继型相类。
3、另外四件，只因其与“武定元年造像”相伴出土，就往东魏时代风格特点上靠，粗略地断为东魏造像，实在有失客观。大家知道，在考古学断代中不仅适用地层学作为断代根据，同时还要依靠类型学进行分析、研究。类型学要求不但要总结其相同之处，而且还要分析不同之处，在比较异同过程中，发现其演变规律、承袭脉络。在鉴定中也同样适用，不仅在同时出土的文物中相互比较，而且必须与某一时代有确切纪年的标准物相比较，才能得出接近正确的结论。
4、对于文中第三件“东魏汉白玉金彩观世音造像”，夏先生通观其彩绘风格、构图及做工技巧，与‘东魏武定元年’刻铭观音像极相似，如同出于一人之手”，同时也看出其不同点。又接着说“唯后者较前者面容更加丰满圆润，使之更女性化”，但最后还是断定其“仍然保持着距今1450年前的东魏时期的新鲜气息”。
5、现在我们对这两件造像作一对比：
6、首先，从背光看：两者有相似之处，皆以彩绘分为两层，内层皆绘有圆形头光，其上描金、彩绘火焰纹等，但“武定元年观世音造像”背光的彩绘图案细腻、繁密，与其繁皱的衣纹相映衬，如其背光外层彩绘的如意云形火焰纹，上下勾连，纤小而繁密，只一侧就有十余条之多。而这件“金彩观世音造像”的背光彩绘图案已分明显得疏朗和简单化，其背光上如意云形火焰纹，只有清晰、粗大、不连贯的四五条，显然存在着风格的承袭性和时间的延续性。
7、从以上三点比较可以得出结论：“金彩观世音造像”是北齐造像无疑。
8、以上看法，未必有当，提出来就正于方家，以期达到更接近实际的结论。
9、1969年，定州市博物馆在考棚（贡院）院内发掘了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的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仅有一件铁器，即阿育王铁塔》图版上海辞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1995年；《安徽庆阳阿育王塔》，见张驭寰、罗哲文：《中国古塔精萃》，科学出版社，1988年。
10、［6］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邓州市福胜寺塔地宫》，《文物》1991年6期。
二、放生什么放鱼
1、［7］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嘉定区法华寺塔地宫发掘清理简报》，《文物》1999年2期。
2、文物春秋2006年第1期
3、【关键词】定州；开元寺；开元寺塔；历史沿革
4、【摘要】定州开元寺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北魏时期，前后相沿1000多年，虽几经毁废，但从兴建直到元代以前，开元寺一直作为北方著名的大寺院而存在，倍受皇家重视。明清两代，开元寺塔在开元寺中的位置日益突出。清乾隆至道光戊戌年间（1838年），开元寺除塔之外的所有建筑湮没无存。
5、定州自南北朝历唐宋直到明清，一直是中国北方重镇，佛教文化一度繁荣。开元寺位于定州城内，历史上曾几立几毁，至今除开元寺塔外其它建筑均湮没无存。关于开元寺的历史沿革很少有专文论述，笔者现将近日所学归纳如下，以期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
6、开元寺的前身可追溯到北魏太和十六年（492年）兴建的七帝寺。七帝寺之名见于民国初年在开元寺塔前出土的七宝瓶，上有铭文曰：“太和十六年，道人僧晕为七帝建三丈八弥勒像，二菩萨，□□丈造素。至景明二年（501年）铸镌讫竟。正始二年（505年）岁次乙酉二月壬寅朔四日，铭旨三州教化。大像用赤金卅六万六千四百斤，黄金二千一百斤，二菩萨用赤金四万六千斤，黄金一千一百斤。大魏今上皇帝陛下忠慕□追，孝诚通敏，班旨三州，率宣功就，略表如末，铭之后代耳。七宝瓶。前定州刺史彭城王元勰，定州刺史城阳王元鸾。”[1]文中“七帝”应指北魏开国以来的太祖道武帝、太宗明元帝、世祖太武帝、恭宗景穆帝、高宗文成帝、显祖献文帝、高祖孝文帝，建立七帝寺意在为七帝祈福。此瓶在开元寺塔前出土，应为开元寺旧物。同时还出土东魏武定元年（543年）高归彦造像，铭文有“百禄盈朝，七宝曜室，男哲女贤，光显内外”语[2]，当与七宝瓶有关。
7、另外，民国以来开元寺塔附近还出土过武定五年（547年）《丰乐、七帝二寺造像记》、隋开皇五年（585年）《七帝寺碑》[3]等，证明开元寺塔所在位置应该就是北魏七帝寺所在。
8、定州在北魏中后期直到隋朝一直为战略要地，任定州刺史者或为皇亲国戚，或为朝廷要臣，且多信奉佛教[4]，所以七帝寺在北魏、东魏、北齐时期，曾受到皇亲国戚的特殊眷顾，兴盛一时，从参与雕刻七宝瓶的定州刺史彭城王元勰、定州刺史城阳王元鸾，参与铸造高归彦造像的定州刺史当州大都督高归彦等人的身份中就可见端倪。
9、北周建德六年（577年），受武帝灭佛事件影响，七帝寺遭受毁灭性打击，寺内佛像被毁，僧尼被迫还俗，寺院土地被充作他用：“前定州沙门都故魏七帝寺主惠郁、像主玄凝等，以先师僧晕去太和十六年敬造三丈八弥勒金像，至后周建德六年岁次丁酉破灭大像，僧尼还俗，至七年六月周帝宇文邕回灭三宝，见受迦摩罗之患。”[5]而后，隋文帝杨坚大力推行佛教，开皇初年七帝寺得以重新恢复。开皇元年至五年（581～585年），由原七帝寺主惠郁及其弟子玄凝等倡修，前定州赞治并州总管府户曹参军崔子石，前萨甫下司禄商人何永康二人出资相助赎回七帝寺，在前定州刺史元岩、后定州刺史豆卢通的大力支持下，重塑佛像，增建大殿，并由安熹令裴世元和王、刘二尉申请，将开元寺立为县寺。此时的七帝寺有僧众1300人[6]。
10、开皇十六年（596年），七帝寺更名为正解寺：“十六年改名正解寺。……七帝者，本元魏之祖，时移世易，故改寺名。”[7]至于“正解”作何解释，尚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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