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放生仪轨全文
1、本报海口1月9日讯（记者范南虹）昨天深夜至今日凌晨查获的上千只野生动物，今天被林业部门放生，上千只野鸟飞向自由天空逃过厄运。不幸的是，查获的兽类非死即伤，生还机会非常渺茫。
2、今天上午10时，省林业局和海口市林业局工作人员将查获来的上千只野鸟运到东寨港放生。
3、记者在现场看到，装运野鸟的竹筐刚一打开，小鸟们就扑楞着翅膀争着往外飞。
4、因为是冬天运输，加上捕鸟通常采用网捕，所以这批野鸟较少受伤，大部分状态都不错。
5、林业部门的工作人员挑选了一个水库放生这批兽类。这个水库灌丛多，水源丰富，调查也发现这里野生动物较多，适合这批兽类生存。非常不幸的是，兽类非死即伤。记者和林业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放生过程中，越放越寒心。
6、记者看到，130只鼬獾每只都受了伤，令人痛心的是，很多鼬獾在放出笼后甚至跑不出半米远，就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再也无法动弹。大部分鼬獾拖着伤残的前爪，一跛一跛地钻进灌木丛里，躲在里面低声惨叫。还有将近1/3的鼬獾已经死亡。
7、最后，林业部门的工作人员实在不忍继续放生。带回余下的30余只鼬獾，准备送往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进行救护。
8、查获的20只黄猄属于体形较大的兽类，野外放生后容易被人捕捉，林业部门决定将其送往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救护。下午5时许，20个装有黄猄的竹筐运往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打开后发现已有8只黄猄死亡。
9、6月28日，市民李先生主动联系景东县森林公安局，将飞进家里的一个只小鸟上交。经专家确认，这是一只布谷鸟。
10、李先生介绍，他家在景东县锦屏镇龙泉社区九龙路，28日下午4时30分许，家中院子里的菜地飞进一只小鸟找食，他父亲靠近时，小鸟还发出低沉的叫声。李先生的父亲将小鸟抓住后，装在一个纸箱里。李先生回家后想看看小鸟有没有受伤，可是一靠近这只鸟就奋力挣扎，还会用嘴啄他的手。
二、乌龟拿到哪里放生
1、“我觉得这只鸟可能是野生保护动物，便将它带来交给森林公安局处理。”李先生说。民警表扬了李先生的行为，并将这只小鸟的照片传给动植物保护专家辨认，专家确认它是一只小布谷鸟，估计是在练习飞翔时误闯李先生家。
2、经民警仔细检查，这只小布谷鸟体态健康，精神状态良好，符合放生条件，6月29日便将其带到室外进行了放生。景东县森林公安局同时呼吁广群众积极参与到保护野生动物的队伍中，遇到需要救助的野生动物，要第一时间与森林公安联系。
3、十堰地处秦巴山区腹地，位于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和东西三地势的过渡带上，山地盆地广袤，森林湿地众多，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区位优势滋润了十堰山水丰富的森林植物资源和野生动物资源。野生鸟类资源十分丰富，十堰地处秦巴山区腹地，位于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和东西三地势的过渡带上，山地盆地广袤，森林湿地众多，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区位优势滋润了十堰山水丰富的森林植物资源和野生动物资源，也是中国著名的汽车城、旅游城、生态城，特别是十堰市是一山区城市，城在山中，山在城中，良好的生态环境使城区人居环境和野生鸟类的栖息地互相重叠，爱鸟护鸟，人与动物、自然和谐相处，共享一片蓝天的氛围在车城十堰已经形成。（稿源：湿地中国）
4、什么是佛教的世界观？在大乘佛教里，中观学和唯识学是其中两大最重要的思想体系。中观学的主旨是般若性空，万法假有；唯识学的主旨是唯识无境，内识实有。这两个思想体系，分别以不同的诠释方式体现了佛教的世界观。
5、本文认为，中观学的核心范畴是“假名”，而唯识学的核心范畴是“识”，前者主张“唯假”，后者主张“唯识”。在说明世界的构成问题时，唯识学叙述得比中观学更为细密，“唯识无境”较为直观地诠释了中观学“性空唯假”的世界观，更加妥贴地解决佛教轮回说和无我论之间的理论难题。
6、以现象学方法研究的基本态度
7、一般认为，唯识学的出现晚于中观学，在印度佛教史上，中观与唯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行不悖，双方就了义不了义互诤不断。从玄奘《成唯识论》和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内容判断，唯识学的出现受到了当时印度主流思想——婆罗门思想体系内胜论、数论等宗派的理论刺激；如果撇开这方面的因素，唯识学的出现，这一现象本身意味着是对中观思想的一种检讨与反省。
8、唯识学构筑了庞大的名相概念体系，对于有些佛教根本问题作出了有别于中观学的解答，这种阐释根本问题的差异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门户之见。其实，这代表了大乘佛教内部核心范畴的一次替换，即从“唯假”到“唯识”。本文试图用西方哲学的现象学方法来作分析，诠释这种替换所蕴含的哲学意义，以期东西方哲学在某些问题上达成必要的共识，促进东西方文明进一步的沟通与理解。
9、以现象学方法研究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在中西哲学比较、东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近年来日见活跃，譬如海德格尔哲学与老庄哲学的比较。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瑞士伯尔尼大学的IsoKern(耿宁)积年研究唯识学与现象学之间的理论关系，《从现象学的角度看唯识三世(现在、过去、未来)》(载于《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1辑，1995年)、《试论玄奘唯识学的意识结构》(载于《禅学研究》第2辑，1994年)、《从玄奘成唯识论看对象、客观现象与对象化活动》(“Object,ObjectivePhenomenonandObjectivatingActAccordingtothe‘Vijnaptimātratāsiddhi’ofXuanzang(600-,”PhenomenologyandIndianPhilosophy,NewDelhi:MotilalBanarsidasspublishersPVTLTD,等论文，让人发现一个广阔的理论空间。在汉语学术界，围绕现象学与佛教这个论题的论文、专著也日见其多。譬如复旦大学张庆熊博士《胡塞尔现象学与熊十力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台湾蔡瑞霖先生《世亲“识转变”与胡塞尔“建构性”的对比研究——关于唯识学时间意识的现象学考察》(载于台湾《国际佛学研究》年刊创刊号，1991年)等，堪称是在这个领域里的拓荒工作。
10、我们在用现象学方法研究佛教问题时，实际上并没有预设这种方法的普遍有效性。在东西方学术思想不断撞击融合的大潮里面，这种做法是想在某个具体问题上展开彼此有利的交流，促使我们深入思考双方各自的理论难题。在此，我们不妨首先制定两条跨文化研究佛教问题的方法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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